1898年高尔基致信契诃夫，探讨小说看法却引写作分寸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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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初涉文坛的高尔基向契诃夫写信，试探性地提出了对小说创作的见解，希望得到这位知名作家的指导。契诃夫虽未曾与高尔基谋面，却在品读了高尔的短篇小说后，对其赞誉有加，称之为“真正的伟大天才”——这样的评价尤为难得，因为契诃夫并非轻易赞誉他人，他曾在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同行的创作瑕疵，例如他对一位俄国女作家曾言：“您的《错误》实为错误。”——然而，即便如此，契诃夫在信中也对高尔基的写作态度提出了批评，认为其缺乏分寸，过于随心所欲。他仿佛置身于剧院之中，观摩着一场戏剧，却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以至于这股情绪干扰了他自己以及他人对戏剧的欣赏，正如契诃夫所描述的那样。

    在回信里，高尔基似乎把“分寸”与“节制”当成了文笔粗俗的代名词，并就此给出了自己的诠释。契诃夫在后续的回复中予以澄清，指出所谓的分寸与节制并非指文笔的华丽，而是指在完成特定任务时投入的最小工作量，这便是所谓的“优雅”。尽管当时他并不认识高尔基，契诃夫依旧展现出了小说家特有的锐利洞察力，进而询问高尔基：“您是通过自学成才的吗？”他提议让高尔基投身于文坛，与文人交往生活两三年。经过两年时光，他们彼此渐渐熟悉。在给高尔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曾是年纪最小的小说家，然而自从遇见了你，我立刻变得成熟稳重，从此再无人将我视为最年轻的小说家。”

    契诃夫不仅在言辞上对高尔基的创作给予了支持，而且他还将高尔基的稿件寄给了杂志。在与俄国教授巴秋实科夫的通信中，他仿佛是随意地提到了高尔基，“顺便一提，您对高尔基有何看法？……在我看来，高尔基具备艺术家们普遍拥有的天赋。他无疑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为人正直，智慧与思考并存，热衷于深入思考，但他的肩上却背负着许多无谓的重担。

    契诃夫（左）与高尔基（右）

    契诃夫与高尔基通过书信往来培育出的深厚文学情谊，让人深感感动。实际上，契诃夫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超过四千封的书信。在这些信件里，我们不仅能窥见契诃夫与同代作家如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互动情形，还能了解到他诸多文学观点，诸如对节制与简洁的推崇，对虚假造作之“虚伪杜撰”的深恶痛绝——他甚至认为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角色全为虚构，矫揉造作，极其虚伪；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他如何探讨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例如为了前往艰苦的“人间地狱”萨哈林，他曾在家中闭门不出，连续数月研读相关资料；同时，我们还能观察到这次旅行如何最终塑造了他的人生与文学观念，使他不禁感叹：“若我成为文学家，我必需置身于民众之中。”

    自然，同常人无异，在众多信件中，契诃夫常常表达出他短暂的孤独、不安与敏感。他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是值得喜悦的，因为那些荒谬的内容已经变成了书籍，而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却尚未动笔；他同样渴望着夏日的阳光和别墅的宁静，比起作品获得的赞誉，他更向往在干草堆中安眠，然后去捕捞一条鲑鱼；在他病情严重，不得不在雅尔塔休养期间，他详细地倾诉了自己缺乏社交的痛苦，一方面他对俄国作家符拉奇米尔·伊万诺维奇抱怨道，“我的朋友和熟人们根本就不给我写信，”另一方面他又向高尔基请求，“请随意给我写上两三行字吧。””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契诃夫书信集》中，我们得以窥见契诃夫生平中至关重要的诸多信件。本文将围绕书信集中所揭示的文学观念之争以及流放到萨哈林的经历这两大主题，向读者呈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真实的契诃夫形象。

    文学观之辩

    文学不是糖果点心，

    不是化妆美容

   

    契诃夫与高尔基的交往历程充分展现了契诃夫对文学的独特审美。实际上，在他23岁那年，便在致俄国幽默杂志编辑的信中，他已明确提出了日后广为人知的“简洁短小”的文学理念。他坚定地主张：“我竭力推崇短小精悍的作品……”在当时莫斯科的诸多杂志编辑部中，唯有他一人敢于抵制冗长与啰嗦。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凭借对众多作家作品的鉴赏，持续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简洁”与“节制”的理念。在致《新时报》的出版人兼好友苏沃林的一封信中，契诃夫提及自己新购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认为其文笔出色，但遗憾的是篇幅过长，且缺乏必要的节制。

    1902年的契诃夫

    在这些书信交流中，契诃夫不仅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还针对他人的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有位读者在信中批评道，契诃夫的《泥沼》一书仅是“揭露了粪堆，却未能在粪堆中寻得珍珠”的著作，这类作品仅能被归类为“精神空虚、生活困顿的堕落作家”所创作，他坚持认为契诃夫不应仅仅描绘生活的阴暗面。在这封信中，契诃夫以一连串紧密相连、措辞激烈的言辞作出了回应，他分六个方面逐一进行反驳，其论述可谓洋洋洒洒。信将结束时，他不禁自嘲道：“哎呀！我这封啰嗦冗长的信怕是让您感到厌烦了。若是我事先知晓这批评会如此冗长，我或许就不会动笔了……”

    在这段引人入胜的答辩中，他沿用了来信者对“粪堆”与“珍珠”的比喻，强调单纯追求“珍珠”的文学并无益处，此类作品犹如糖果点心或化妆美容，实则只是粉饰太平、欺世盗名。毕竟，人性中难免存在不完美之处，人情中也难免蕴含恶劣的情感，而这些不完美与恶劣的情感同样具有其独特价值。作家理应坦诚地展现，而非拘泥于所谓的“洁癖”，忧虑自身被所谓的“污秽”所玷污，亦或刻意只挑选“珍珠”，从而局限了文艺的价值。尤为关键的是，对于担心“污秽”文学会对读者产生不良影响的顾虑，契诃夫明确指出，这种担忧纯属多余。因为那些描写污秽的作家或许比修道士更为崇高，而那些沉溺于恶劣内容的读者，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他们所渴望看到的东西。这类人即便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也会堕落，契诃夫曾言，“现实主义的创作者往往比僧侣大司祭更具道德品质……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应以其无耻行为来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试图用一小杯酒使一个已喝下一大桶酒的人醉倒，无疑是徒劳的。”

    在另一封写给苏沃林的信里，契诃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可以被视为对先前关于“粪堆”与“珍珠”的讨论的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苏沃林希望他在描述偷马者时，能够将其行为定性为罪恶，否则便显得对道德问题视而不见。但契诃夫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他的职责是呈现偷马这一事件，以偷马者的视角去思考和表达，而非对其进行道德评判。让陪审团对他们进行审理，我的职责仅仅是向他们展示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他将这种展示称作维护“客观性”，并坚信，若读者渴望“主观性”，那么在阅读过程中他们自然会自行融入。

    将人性中恶劣与美好的情感同等看待，既全面呈现了“粪堆”与“偷马”的情节，又拒绝进行道德评判，不打算从“粪堆”中筛选“珍珠”，这种文学观念或许是契诃夫遭受评论家道德批评的缘由。在另一封书信里，契诃夫为自己的道德立场进行了辩解，强调自己一生在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以及小说创作中，都未曾有过占有他人妻子、奴隶、耕牛或其他牲畜的念头，“我未曾有过偷窃行为，未曾有过言不由衷，未曾向权势者屈膝以求私利。”他坦白说：“我耗费了一生的精力，曾狂喜不已，曾沉迷于过度的饮食，也曾过着放纵的生活，然而这一切仅关乎我个人的经历。这些经历并不影响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在道德层面上，我与普通人并无二致，既不以我的优点也不以我的不足来区分。”

    萨哈林之行

    在流放地，行政权力造成的偶然成了人为的生活的法律

    1890年，契诃夫踏上了前往俄国远东流放地的旅程，目的地是萨哈林岛。这段旅程历时三个月又两天，他对日期的记录极为精确，并在信中纠正了苏沃林在报纸上所提及的“两个月”之误。这段经历，如同获得普希金奖一般，成为了他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事件之一。在之后的对外自我介绍中，契诃夫将这次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作为自己简历中的重要一笔。从萨哈林重返莫斯科之际，他在致苏沃林的信中言道：“若我身为医者，便需患者与医院；若我成为作家，便需融入民众生活，而非与野兽为邻，蛰居在小德米特洛夫卡街。”这一表述，亦使评论家们将契诃夫随后的转变——诸如渴望置身于民众之中、与政治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愿望——与此次旅行紧密相连。

    在1890年的二月与三月，契诃夫在信中提及，他全然闭锁在家中，潜心研读有关萨哈林的信息，包括那些关于当地煤炭价格和风向的书籍。他坚信这样的阅读能够为即将到来的旅程打下基础。或许是由于长时间的闭卷苦读，他对萨哈林情有独钟，以至于在信中频繁提及这个地名，即便是面对道德上的指责，他也不忘提及萨哈林。他提到，若批评者掌握了他未曾知晓的某些信息，便能为人指引方向。如此一来，福法诺夫便无需滞留在疯人院，巴兰采维奇亦不会沉湎于忧郁之中，他亦不会迫切渴望前往萨哈林——至于为何将萨哈林之旅与疯人院、忧郁苦闷相提并论，他并未给出解释。他只是强调，他前往萨哈林并非为了体验或观察，而是为了过上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为期半年。

    在萨哈林，契诃夫对当地居民进行了细致的逐户走访，他特制了一种卡片型表格，内容涵盖十二项信息，诸如驻扎哨所、户籍号码、身份信息、年龄等。对他而言，调查的成果并非首要，更关键的是在登记过程中目睹的一切。在那段日子里，契诃夫见证了除绞刑之外的所有事件。他目睹了一户人家，家中的狗和公鸡均被束缚在链子上，于是他向那户人家主人询问原因，“在我们萨哈林，所有的东西都套上了锁链，难道这里也不例外吗？”主人这样回应。他遇到了一位头发散乱、面容布满雀斑的女房东，从她的面容上，他洞察到了她一生所承受的囚禁与疾病的痛苦。契诃夫曾评价她，她的身上仿佛弥漫着这所房子的气息，那是一种近乎荒淫与狂乱的、失去理智的陋室味道。

    《萨哈林旅行记》

    [俄]契诃夫 著 刁绍华 等译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

    与在萨哈林的经历相比，写作似乎更为困难。在他身临其境时，所感受到的仅是“如同嚼蜡”，然而回到书桌前，仔细追忆时，方才意识到“萨哈林宛若地狱”。起初，契诃夫井然有序地规划着撰写关于萨哈林篇章的时间。苏沃林听他言道，平日里笔耕不辍，萨哈林地名跃然纸上，而每逢周一至周三，则投身于长篇巨著的创作，每逢周日，则转而撰写短篇故事，心中却不禁涌起一股烦闷情绪，“我家人口众多，身为一名作家，我宛如一只虾，与众多虾子共处箩筛之中，拥挤不堪。”三个月后，这种烦闷情绪愈发强烈，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感到烦闷、无聊……简直是对生活感到厌倦。”然而不久之后，他再度迎来了新的突破，并且对整部著作的内涵产生了新的见解。“坦白讲，若能投入三年时光深入研读此书，那将颇为理想。我或许会记录下不少荒谬的观点，毕竟我并非该领域的专家，然而我也确信能够撰写出一些客观且合理的见解。”契诃夫在信中如此表述：“那本关于萨哈林的著作，其价值在于即便在我离世之后，它仍能存续百年之久。对于所有对监狱研究或抱有兴趣的学者而言，它将是一部宝贵的文学史料和参考资料。”

    契诃夫将此书视为探讨监狱与刑罚的史料与参考资料，显然，他对俄国当时在监狱与流放方面的写作不足感到不满。在应苏沃林之邀为《新时报》所撰写的系列旅行随笔《寄自西伯利亚》中，他如此表达：“请看我们关于监狱与流放的文献，实在是令人感到凄凉！”寥寥数篇短文，几位作家之名，空荡无物，好似俄国全然不见监狱、流放与苦役的踪迹。”在“人间地狱”萨哈林的旅途中，契诃夫不仅目睹了流放地苦役犯的普遍生活状况，更引发了他对刑罚、权力与专制的深刻思考，进而催生了其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1901年，契诃夫与妻子

    在萨哈林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屯的调查中，契诃夫指出，该地家庭数量较多，并非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适宜家庭居住，而是因为行政当局对流放犯的安置有特定偏好——他们倾向于将携有家眷的流放犯安置于此，加之移民们靠近官员和监狱，更容易接触到女性，从而导致了家庭数量的增加。这类由行政力量引发的偶然现象，契诃夫曾言，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它超越了自然与经济因素的限制，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本质，进而塑造了人为生活的法则。

    如果苦役犯们必须承受行政权力带来的“偶然性”的摆布和戏弄，那么这些女性囚犯更是遭受了权力和男性两方面的双重摆布与戏弄。契诃夫对萨哈林岛上妇女的描述，尤为令人震惊。在萨哈林，女苦役犯被视为一种资源，可以被随意分配——岛上普遍的观念认为，她们既是人，是家庭的主妇，但地位却比家畜还要低微。移民们依赖这些女性负责家务和照料奶牛，官员们也向他们保证会分配女性给他们。官员甚至对契诃夫表示，女性应按季节到来，因为秋冬季节女性无所事事，仅仅增加了额外的口粮负担。他记录道：“人们担忧冬季饲料价格高昂，而到了秋季，他们便开始讨论马匹的问题。然而，人的尊严、女性的心理和羞涩情感并未被纳入考量范围。”移民者归国后，这些女性无一例外地成了同居者，为移民者生育子女。契诃夫曾目睹一位母亲与女儿一同抵达此地，她们俩随即都成了同居者，并像是在进行一场“比赛”般地开始生育孩子。

    流放之所以令人畏惧，关键在于其永久的性质，正如契诃夫在《寄自西伯利亚》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永久的性质让人失去改善现状的期望，让他们明白自己作为公民的生命已经彻底终结，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无法使其重生。他笔耕不辍，言辞间透露着坚定的信念，“我坚信，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的未来，人们对于我们现在实行的终身惩罚制度，将会感到困惑与羞愧，就如同我们如今对割鼻或砍去左手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一般。”

    《契诃夫书信集》

    [俄]契诃夫 著 朱逸森 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