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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潮纷错,曹操践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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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老庄思想盛行,佛教也得以广泛传播。自两汉时期以来,坚守的“明经行修”道德规范遭遇挑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而新的社会道德准则尚未确立。因此,在人生观上,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景象。

    今日,我将向各位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社会思潮,并探讨古人的生命观与现代社会有何差异。

    悲人生之短促,叹功业之未成

    曹操无疑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他通过自身行为深刻诠释了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人生信条。这一特质,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也有所体现。

    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举杯对月,人生几许。犹如晨露,逝去的日子满是苦涩。感慨万千,忧愁难以忘怀,如何才能排解忧愁,唯有那美酒杜康……山峰再高,也高不过人的志向;江河再深,也深不过人的胸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度关山》一书中,他这样表述:“在广阔的天地之间,人最为尊贵,君主治理民众,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则。”

    在天地之间,人被视为至高无上,这被视为汉魏时期人生意识的首次强烈呼唤,同时也是对汉代将忠孝名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观念的勇敢反驳,同时,对于人生短暂的悲叹和对事业未竟的感慨,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导旋律。

    生命的短暂,事业的未完成,构成了这个时代诗歌的核心主题,同样也是人生的核心主题。正因这种对人生观念的革新,诗歌得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铸就了具有独特风骨的文学风格。

    酒与药

    酒与药成为了两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流行风尚,亦体现了他们的风雅情趣。在这两个朝代中,对酒和药的态度各有偏重,总的来说,西晋更崇尚饮酒,而东晋则更推崇用药。

    在西晋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沉醉于酒水之中;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已退隐江湖,饮酒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酒杯在宴席上闪烁,诗篇中流露出酒香,朝堂之上弥漫着酒气,竹林深处亦能寻觅到酒的踪迹。

    广为人知的文人士大夫,诸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他们往往热衷于探讨佛学及道家思想,在这些聚会中,酒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以文会友、以酒结交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气。

    在东晋时期,士族阶层中普遍流行服用药物,其中以五食散最为常见,众多人士因追求长生不老而选择辞去官职、舍弃家庭、隐居山林。

    《晋书·哀帝纪》中记载,哀帝素来崇尚黄老之术,他选择断谷修行,过量服用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结果不幸中毒,以至于无法辨识和处理国家大事,于是崇德太后不得不再次临朝执掌国政。

    《抱朴子·内篇》一书中,东晋时期的葛洪对其长生不老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表明他的长生学说在社会上拥有坚实的根基。

   


    酒与药,这两种看似不甚相容的物品,实际上蕴含着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同时也映射出对生命本质的困惑与迷茫。

    纵情放意的人生观

    在两晋时期,《列子》一书中所阐述的人生观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贵族后裔们的颓废与放纵心态。

    魏晋时期,士人们普遍觉醒,形成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氛围;在这个时代中,阮籍、嵇康以及“竹林七贤”群体成为了引领这场文化运动的先锋。

    史册中提及,嵇康身材高达七尺八寸,谈吐优雅,举止得体……若以今日标准衡量,那便是身高超过180厘米,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

    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风气崇尚男性展现柔弱气质,嵇康却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常常十天半月不梳理头发、不整理仪容,加之自幼丧父,无人约束,他放纵的性情从未有所收敛。

    在同一时期,人们表现出的各种奇异举动,实则是对当时虚伪礼节的抵制、轻蔑和挑战,他们所渴望的是一种真正的“真诚”。然而,在元康时期,那些贵族后辈的行为却演变成了一种彻底的“放纵”。

    《杨朱》一书倡导追求“豪华的住所、华丽的服饰、美味的食物和美丽的容颜”,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纵欲、消极的人生态度,其价值观和人生观以个人感官享受为核心。《杨朱》亦感慨人生短暂,言道:“百岁,乃寿命之极限,千载难逢。”然而,他感慨人生之短,实则意在教导人们尽情享受生活,这与曹操急于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隐游遁世的追求

    隐居避世并非魏晋时期独有,然而魏晋时期的隐居避世却有着独特的风貌。在两晋时期,众多隐逸之士大多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他们选择隐居是为了追求“与鱼鸟共舞,与林草为伴”,以此来陶冶性情,颐养身心。

    《后汉书》中特设《逸民传》篇章,标志着正史对隐逸者的独立记载之始。该传收录的隐逸之士,既有因政治失意而隐居者,也有自诩节操高尚者。这些人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仰,被誉为“举逸民而天下归心”的典范。然而,东晋时期的戴逵却对当时那些逃避现实、不追求根本的人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好遁迹而不求其本”。

    唯钱是求的钱神观

    自魏晋时期起,社会上层的官员和贵族贪婪至极,对财富的渴望如同对生命的执着,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观念。与当时人们竞相攀比财富、争相炫富的行为,如买卖杏子时竟将核也凿空以增加重量相比,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

    在晋武帝的统治时期,成公绥所著的《钱神论》对这种人生观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与揭示。

    《钱神论》中有言:“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他们各自匆匆而过,驱驰奔波,追求的唯有金钱。那些身着朱衣、腰系素带的当权者,对我家兄长都十分倾心,纷纷伸出手来,愿与他携手共度一生,不计较彼此的优劣,也不论能否成功。一时间,宾客云集,门前常常热闹非凡,如同集市一般。俗语说:‘金钱没有耳朵,怎能暗中操控!’这话难道是空穴来风吗?”(《太平御览·资产部·钱下》)

    鲁褒创作了《钱神论》一书。《晋书·鲁褒传》中记载:“钱币的形态,蕴含着天地之象。内部方正,外部圆润。堆积如山,流淌似川。动静有序,藏显有度。在市井中流通便捷,无需担忧损耗。坚固耐用,象征长寿;源源不断,象征道德。因此,它能够长久存在,成为世人眼中的神奇宝贝。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兄长,昵称为孔方。”“从这一论述来看,钱被视为神物。它无需德行也能获得尊崇,无需权势也能引起热情。它能推开金门,进入紫宫。在危险中它能使人转危为安,在死亡中它能使人起死回生。”贵者可使其变得卑贱,生者可使其丧命。因此,愤怒争斗并非金钱就能解决,困境停滞非金钱能够破解,怨恨仇隙非金钱能够化解,疑难问题非金钱能够解答。

    佛教的虚幻世界

   


    佛经记载,于菩提树下顿悟的释迦牟尼,目睹世间万物均在六道轮回的生死之海中起伏沉浮,心中油然而生无尽的慈悲之情。

    晋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在《神释》一诗中表达了他的感慨:“我总是为行善而感到喜悦,但又有谁能为我赞誉呢?我深感忧虑,这让我对生命产生了深深的伤害,正应该顺应天命,任其自然。在大自然的变迁中,我既不感到欢喜,也不感到恐惧。我应该尽力而为,不再有任何的忧虑和思考。”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子孙们进行了教诲,即便不能出家为僧,也应致力于修行戒律,注重经典的学习,以此作为未来生活的桥梁。这充分体现了佛教对当时人们人生观念所产生的作用。

    佛教所描绘的极乐境界,对于那些饱受战争之苦、贫困与劳役折磨的底层民众而言,显得异常诱人;而对于那些心中充满困惑与迷茫的士人,则提供了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上述诸多人生观念,作为个体意识存在,每个时代都能发现其身影;然而,当它们作为群体意识显现时,却为其他时代所罕见。无论是专注于饮酒的人,还是追求财富的人,亦或是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人,这些均是对当时社会风貌的反映,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是在对人生价值进行重新认知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迷茫与特殊现象。

    (本文内容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中国大通史》

    总主编: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

    学苑出版社 出版

    输

    本著作详尽而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史学界40年的研究成果,是一部中国通史巨著。它汇聚了180多位国内史学界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共同倾力创作。该书的编排遵循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民国时期,共计15卷,包括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等各个历史阶段。

    本书强调,基层才是历史真正生动的地方,它不再像过去那样仅关注政治和经济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是更加注重对包括饮食、居住、出行、习俗、风尚以及休闲娱乐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注,并将这些因素视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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