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遇挑战，青年作家谈应对社交媒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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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传播手段的革新，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互动模式的转变，都对文学创作的深度与复杂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使得表达变得更加便捷，但这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深刻复杂思想的产生？传播范围看似更广，是否也使得对话变得更加困难？青年作家慕明与北溟鱼以在小红书上深度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为起点，探讨了在碎片化、浅显化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如何应对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缩短的挑战，同时亦表达了对文学深度与价值的持续关注。

    01 “精准”的分发和互动机制

    让网络空间成为一个个“回音室”

    慕明表示，他持续关注社交媒体领域的动态，一方面，他作为一位热衷于探讨技术设想的小说创作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具备相关经验的程序员。然而，他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名冷静的观察者。

    北溟鱼：什么是观察者？

    慕明说，他经常浏览小红书，却尚未开设个人作家账号。目前，众多作家纷纷在平台上展开运营，文学期刊亦纷纷开设官方账号……这些现象与我们以往所体验的文学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异。

    北溟鱼表示，尽管我在小红书上主要以浏览为主，不常发表内容，然而我对该平台的依赖程度却相当高。

    慕明提到，我们俩在豆瓣上的关注度都不低，我目前大约有一万名粉丝，而你的人数显然更多。此外，你还在微博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你最近发表的内容并不多。

    北溟鱼：豆瓣的特色在于其以文字为核心，甚至是以长篇文字为特色，然而在小红书上，每篇笔记的字数限制在千字以内。小红书的传播方式更侧重于图片和视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字传播的影响力。至于你提到的作家入驻小红书，据我所观察，他们并非发布自己的作品，而是更多地分享“如何以作家的身份去享受生活”。

    小红书并非单纯地展现“我”，而是将“我”视作一种素材。它的核心宗旨是为寻求特定内容的用户提供服务。这里的“作者”实质上是由“算法”操控，并遵循算法生成的“套路”进行创作，宛如一家预制菜工厂，而你，便是那些原材料——鸡鸭鱼肉（大致如此）。在这种模式下，“思想”的准确传播变得尤为困难。

    有趣的是，小红书的推送机制与传统社交平台有所不同，不是简单根据关注对象来推荐内容；相反，它的推荐更侧重于话题性，并且还会考虑用户的地理位置。这种推荐方式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推荐机制颇为相似。因此，我并不认为当前这些社交平台仍在培育传统自发产生的大V，它们真正的大V源自其推荐系统，以及众多MCN（网红营销机构）所推广的KOL。

    慕明：你可以说它更平等，但也可以说它更集权。

    北溟鱼：肯定是更集权，它的集权是集中在算法上的。

    慕明：是的。不过，我认为其中引人入胜的一点是，内容是由人类所创作的。比如，你观察滑雪、打球的场景，亦或是我的生活、育儿经历，这些都是由真实人物分享的生动体验。由真实用户创作的原创内容，是平台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然而，这些真实人物在平台上，就如同是算法的劳动者，他们可能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豆瓣的产品特性相对较弱，这恰恰是我认为其盈利不顺畅的关键所在。其内容分发与用户互动机制缺乏针对性，相比之下，小红书在垂直领域的表现则十分出色，垂直化更有利于产品的商业化。例如，作家或文学期刊通过打造个人品牌，实际上是在尝试将自己变得更加商业化或具有标签性。

    北溟鱼：今年，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文版问世，书中深入探讨了新媒体时代下，精准推送机制如何对公共空间进行重塑。在如今众多人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发表观点的背景下，一种新型的“精确”分发与互动模式使得网络空间演变成一个个封闭的“回音室”。人们被相似的声音和观点所吸引，聚集在一起，而推送机制则不断以相同的内容加固他们既有的看法。曾经我们所目睹的、能够提供多样视角和资料的理性讨论，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我们曾对互联网抱有它能够扮演“公共空间”角色的期待，但如今看来，这或许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憧憬。

    这一点在微博平台上也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承载了众多重要社会事件的传播与讨论等职能之外，它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粉丝追星的聚集地，粉丝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社群。在超话排行、热搜等领域，粉丝们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支撑平台持续发展的动力。

    此外，在传统规范中，投身公共辩论的知识分子理应保持“价值中立”。然而，当前，众多人士纷纷投身直播带货热潮，甚至有的借助微博粉丝资源推销枕头牙刷等商品。如此一来，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在售卖商品的同时发表观点，或许仅能影响自己的粉丝，但对于促进审慎理性的讨论并无助益。

    慕明表示，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小说、影视作品以及非虚构类文艺的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传播手段的更新密切相关。

    北溟鱼：以现今的影视作品为例，不少作品似乎只针对粉丝群体，尤其是那些热门IP改编的剧集，从演员挑选阶段起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粉丝而言，为偶像提供数据支持显得尤为关键，然而，即便是我们这些普通观众，也能明显感受到该剧的流量颇高，这主要是因为它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交平台首页上。

    慕明：是的，在文化领域，不同群体的分化现象愈发明显，每个群体都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念或是评价体系。这无疑是对传统某些经典或文化权威的一种挑战和颠覆。然而，我时常在思考，为何如此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却能如此受欢迎？类似的困惑在我心中愈发频繁地涌现。

    北溟鱼认为，圈层之间的分化现象历来就有。如今，你之所以能明显察觉到这一现象，并感到意外，实际上是因为新兴的传播方式打破了原本界限清晰的各个圈层，这实际上就是“破圈”现象的一个具体表现。

    02 注意力区间缩短的焦虑，

    成为创作者的紧箍咒

    慕明表示，尽管我们都在海外生活并从事写作，但我们的主要读者群体依然是中文读者。由于读者与我们处于不同的媒介环境，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隔阂。有时我会不确定自己笔下的文字是否能够触及到读者，反之亦然，对方可能对某些内容产生共鸣，而我却难以领会，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疏离感呢？

    北溟鱼提到，我的感受并不如你那般激烈。这或许是因为我专注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我观察到，你的感受并非仅仅源于我们身处不同的媒介环境，实际上，更多的是你的日常生活对你的影响。至于所谓的“抵达”，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显得尤为艰难。

    短视频的兴起使得人们变得愈发缺乏耐心，这无疑是一个长久以来备受热议的话题。观看几段视频就能获得快乐，又有谁愿意去阅读书籍呢？短剧之所以盛行，同样是因为它们迅速满足了人们的快感与好奇心，导致人们丧失了探索的耐力和勇气。

    慕明表示赞同，这正是他想要探讨的话题——即我们注意力范围逐渐缩小的现象。他提及，近期在《纽约时报》阅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出，对于这个容易分心的时代来说，5万至8万的英文单词，也就是一个周末就能阅读完毕的短篇小说，可能是最为适宜的选择。

    北溟鱼：也许5万词到8万词都乐观了。

    慕明提到，在几个月前他前往法国南特参加国际科幻艺术节，并发布了作品《宛转环》的法语版单行本。当时，编辑向他透露，法国的出版市场正兴起一股热衷于出版中篇小说的潮流，这类作品的特点是读者可以在一个晚上内阅读完毕。为了应对注意力范围的缩短，这种做法是一种应对策略，然而，出版方却更加关注文本的密度与质感。然而，在我国，却存在着与之截然不同的现象——网络文学。网络文学通过降低语言的密度，而非减少文本长度，来应对注意力范围的缩短问题。

    北溟鱼提到，“越做越短”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不久前，我曾观赏了一部新改编的戏剧《李尔王》。与之前长达数小时的版本相比，这部戏的时长仅为90分钟。莎士比亚原著中的长篇独白，那些能够让人沉浸其中、引发深思的精彩内容，在现代人看来却成了让人昏昏欲睡的元素。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在林肯中心观看的新版《万尼亚舅舅》中，索尼娅那段著名的独白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演员显得格外紧张，说话速度不断加快，而坐在旁边的观众却显得不感兴趣，不时地打着哈欠。在古典悲剧中，对人物处境的细致描绘至关重要，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很难给予足够的铺垫。因此，所有非直接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容，都面临着被匆匆结束甚至被删减的命运。

    然而，若要传达作品的精神内涵，必须留有停顿，保持一定的篇幅，并赋予观众足够的思考空间。对于创作者而言，若将一部时长超过三小时的戏剧视为冒险之举，那么他们又该如何触动观众的心灵呢？答案便是那些广受欢迎的“狗血”元素。

    你所言及的焦虑，实则源于你对于是否应采用浅显的语言来应对人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逐渐缩短的现象。这种焦虑如同创作者头顶的紧箍咒，挥之不去。读者们早已习惯于作者如同百度百科般直接呈现所有内容，而今微信读书中的AI领读功能更是直接总结书籍要点，更不用说那些流行的几分钟速览电影的风潮了。在这种形势下，小说以及其他需要细腻表达的作品都遭遇了严峻的考验。

    慕明表示，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作品借助这一趋势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回报。例如，在影视作品的宣传推广中，人们不再重视剧情的整体架构，转而集中精力打造密集的金句和经典场景，以便于视频的剪辑和传播；流行音乐领域亦是如此。我认为，仅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创作者对观众注意力集中区域缩短的利用、适应或迎合，尚显不足。

    以网络安全领域的一个关键理念来表述，这便是所谓的注意力掠夺，然而，绝大多数的公众对此并不了解，甚至对此漠不关心，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和认知模式已经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北溟鱼：你提及的这个词汇确实引人入胜。它恰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研究媒介领域的学者所关注的核心理念。我们通常从“创作”而非“文化工业”的视角来探讨媒介，尤其是新媒体。然而，我们观察到的众多现象，实则源自“文化工业”的创造。作为“工业产品”，其主要目的在于对人类进行操控与约束，导致人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价值观念。那么，是社交媒体引发了表达的简化，还是这种简化本身就是大众媒体固有的特质和目标？反复且僵化的模式是否一成不变？那些有意摆脱“文化工业”束缚的创作者，必然会对这种过于标签化的分类方法表示抵制。好的作品需要有模糊性，而不是贴标签。

    慕明表示，在近年的观察中，他发现非虚构类作品在中文领域更受人们的青睐，并且市场销量也更为可观。

    北溟鱼提到，非虚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首先是因为其标签化做得相当出色，其次是因为它们紧跟热点话题，再者是因为人们对真实事物的永恒向往。然而，我个人对于非虚构作品是否比虚构作品更畅销，却持有疑问的态度。

    慕明提到，此中亦关联到信息回报率的理念。信息回报率是指读者所获取的信息量与投入的时间或认知成本之比。一旦回报率下降，缺乏耐心的读者便会选择离去。相较之下，许多虚构作品在体现这种回报率方面较为困难。

    北溟鱼：说到底还是标签化，要让读者很快有“获得感”。

    慕明表示，标签化只是其中之一，同时，观察各大文学榜单，他发现文学作品传递信息的方式正趋向于简单化，而表达的深层次复杂性似乎受到了排斥。换句话说，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期望似乎正在发生转变。

    北溟鱼指出，在新媒体时代，人的复杂性和事件的模糊性似乎都得到了削弱，人们的认知似乎也趋向于极端。举例来说，我们过去所见的“争吵”至少是双方你来我往，内容丰富，道理清晰，但现在网络上的人们戾气渐浓，似乎越来越难以接纳不同的观点。

    慕明提到，社交媒体引发的表面化倾向，即便是极端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现实。我们不能仅凭一种情绪或趋势可能受到操控或人为制造，就断定其虚假或不值得关注。这确实是一个既深刻又复杂的问题，我期待看到更多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

    北溟鱼《长安客》，慕明《宛转环》

    03 AI技术的发展，

    会让写作能力成为一种“奢侈品”吗？

    慕明提到，当前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的变革中，作家们是否需要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小说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是否仍具备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我的几位作者朋友对于这一点持悲观态度。

    北溟鱼提到，自互联网问世至今，不过短短数十年，在信息传播的历史长河中，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我们为何会对它产生从满怀憧憬到极度失望的转变呢？做出这样的评价似乎还为时尚早。在我看来，人类是有能力适应时代变迁的，当然也具备应对各种变化的实力。

    我认为，我们或许无需着手创作一部篇幅较长的小说来探讨这个议题，更重要的是先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借助新兴媒介来呈现我的见解。

    慕明说，这正体现了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尽管你认为采用新颖的形式可能更有趣味，或者说更能迎合时代的潮流，然而在我尝试了多种新媒介手段的近两年时间里，我愈发坚信小说表达方式的重要性，至于具体采用何种写作手法，那只是细节问题罢了。

    原因之一在于，我的所有知识或是思考，都源自于纸质书籍的认知体系。更进一步讲，我们或许可以被视为“最后一代”主要由传统纸质出版物塑造观念的创作者，然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我们也是“第一代”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能够与新媒体以及AI等前沿技术进行深入合作的创作者。

    近期我拜读了导演李安的传记，从中体会到，年轻创作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进而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和创新路径。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媒介的选择，更涉及技法运用和思维方式上的挑战。

    李安对新技术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在我看来，目前的新媒体尚未构建起一个结构化的交流体系，或者说，它目前还停留在较为初级的交流层面。

    慕明提到，李安的一个值得我们非本地创作者借鉴的地方，是他能够以主流手法处理众多边缘性题材，诸如应对不同文化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他所遭遇的某些挑战，我们至今仍在面临。例如，虽然他的小说基于中文传统，却意外在欧洲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此同时，一些本土读者却对以新颖手法书写传统持保留态度。

    北溟鱼：确实，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有着显著的差异。欧美读者往往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乐于探索和了解新的文化，然而，本土读者则可能更为挑剔，甚至有些人带着批判的眼光，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冒犯的感觉。

    关于设定门槛的问题，这不仅是小说创作者所面临的挑战，商业领域亦然。不论是为了大众传播还是专注于特定市场，新兴媒介实际上为打破界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我过去常常提议，我们这类文学杂志可以尝试开展一个读者评价环节，让作者亲自聆听读者的负面评价，他们有机会进行回应和辩解——毕竟，不少读者可能未能完全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面对那些难以理解的差评，作者自然可以选择不屑一顾，或者置之不理。然而，敢于这样做的作者似乎并不多见。

    慕明表示，在网络文学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这种直接交流方式已经相对成熟，而在纯文学领域，这种模式则相对较为罕见。

    北溟鱼的创作可能被其本人视为一种“商品”，因此他展现出较强的售后服务意识。在网络文学领域，作者与读者的即时互动甚至能左右作品的走向，甚至影响角色的生死。在这种情境下，作者的角色有时似乎更像是一位服务员。现在，一些剧集制作方甚至为了迎合观众，拍摄了两个版本的结局，并根据风向选择播出。

    慕明：那你觉得，这样会赋予读者太大的权利吗？

    创作者需认清自我内心的界限，同时，读者或目标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创作过程，往往能在正确的道路上激发出更加有趣的内容。然而，若内容过于尖锐地背离了创作者的内心想法，则应予以坚决抵制。不过，若创作者自视为服务者，那么此类问题便不复存在。

    慕明提到，这听起来颇似不断推出新版本的电子游戏，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玩家群体的反馈。他最近发现，美国有一种独特的书籍订阅服务。他曾向一家在线杂志投稿，结果收到的书籍精美至极，宛如精美的礼盒，定价虽略高，却非常适合作为收藏品或赠礼。如今，纸质书籍已不再仅仅是文学价值的象征，或许更接近于一种消费品。

    北溟鱼所言非也，非属日常消费品之列。何以在电子书盛行的当下，我仍偏好购买纸质书籍？原因在于纸质书的物质特质，它不仅用于阅读，更是收藏与把玩的佳品，此为其与电子书的不同之处。

    慕明表示，若不从情感层面考虑，未来纸质书籍的确可能更多地被视为收藏品，甚至更接近艺术品的展示形式。

    北溟鱼提到，人们对物品总抱有占有之心。书籍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历来具备收藏价值，甚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书籍被收藏、作为珍稀藏品或是文化资本的象征，这些作用似乎比作为“知识”或“思想”的承载更为普遍。

    我曾着手创作一部关于出版业的小说，因而对相关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究，这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若大家对此感兴趣，不妨前往博物馆欣赏中世纪的书籍。无论是欧洲还是伊斯兰世界的藏品，它们的封面都镶嵌着宝石，插画则采用了金箔。每一本书仿佛就是一个精致的珠宝盒，与现今人们购买奢侈品如尚美、劳力士等的行为无异，都是一种普遍的身份象征。中国亦然，书籍的象牙签被染成斑斓色彩，玛瑙、玉石则被用作卷轴装饰。上海图书馆曾举办一场关于书籍装帧的展览，其中《缥缃流彩》图册生动地展现了书籍如同宝石、金银等珍贵财宝一般，备受珍视与收藏。

    慕明表示，若继续深入思考，我们发现，除了书籍之外，写作技能也可能变得不再必要，甚至可能成为稀有之物。近期，“硅谷教父”保罗·格雷厄姆在其博客中指出，写作技能在人群中的消失速度可能会非常快，未来，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需要这项技能。他举例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几乎每个人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因此没有人会面临运动量不足或身材走样的困扰。然而，在现今的大都市中，多数人已转变为非体力劳动者，他们需要借助健身房等途径来维持体态。同理，未来的人们或许也需要进行特定的训练，以确保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写作的技能。事物一旦演变为非必需品或奢侈品，其在不同文化、地区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便会显著扩大。这一观点所基于的情境，正是AI技术在社会媒体传播领域中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

    北溟鱼指出，实际上，写作技巧、观点表达以及知识的获取，这些通常被视为少数人才能享有的“高端享受”，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倒退，而是由来已久的现象。如今，我们在探讨新兴社交媒体时，所表现出的谨慎甚至警惕，实则源于我们作为“前网红”或机器印刷时代的受益者，所感知到的潜在危机。

    众人普遍面临的一项抉择是，或者利用现有的社交圈层优势，先行在新天地中抢占一席之地，或者继续滞留在旧时光里。当遭遇变革之际，个体可以选择接纳变化，亦或是选择离去，两种选择皆可接受。

    慕明提问：在现实体验持续变化的情况下，创作者应如何融合过往的阅读与创作心得，并且计划通过何种渠道来展现个人的思考与情感？

    现今的华语青年作家们迫切需要探索全新的表述手法和创作素材。就我个人而言，我渴望运用自身丰富的阅历，深入挖掘社交媒体与信息技术内在特质，并探讨它们可能对个体命运、生活模式及社会结构产生的各种影响。2024年春天，我着手创作了一部篇幅较长的小说，然而不久便察觉，当时所采用的叙述手法并不适宜，似乎以传统科幻小说的体裁难以实现我的目标。进入下半年，我并未继续撰写长篇作品，而是投身于广泛的阅读与深思熟虑之中，与不同领域的朋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尝试了多种写作手法。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我和朋友间的交流，我们得出一个总结性看法：在现今的社会语境中，“真实”的零散性与“虚假”的（亦或是“话语构建”）系统性相互融合，构筑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貌。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众多社交媒体现象。

    在这样一个“真伪难辨”的信息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外貌经历了多变的演进。对此有所认识的当代作家，尤其是活跃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作家，他们更倾向于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手法。托卡尔丘克便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她指出，若要为真实的当代生活创作一部百科全书或史诗，那种类似于十九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恐怕难以胜任。众多欧洲现代作家，诸如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赫塔·米勒以及石黑一雄等人，实际上都曾深入探讨过这一议题。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以多样的手法应对了真实与虚假、碎片化与系统性的矛盾，这些作品为我提供了诸多启示。

    我身处于众多交汇点的作家身份，内心充满了激动，甚至有一种“平生所学，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强烈感受。

    北溟鱼提到，有人倾向于以线性模式来阐述文学的发展历程，他们将史诗、戏剧、小说依次排列，视作一种“演变”过程，在这种观念中，小说似乎成为了“历史选择”的产物。然而，实际上，文学类型与体裁之间始终处于相互影响与转变之中。尤其是某些热门的创作领域，如同风口上的题材，常常吸引大量关注，金钱与荣耀随之而来，成为焦点，为众多创作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某些领域往往显得较为冷清，或许你耗尽毕生所学研发出的成果，最终却只有寥寥数人阅读或观赏。然而，若对成功的追求不那么迫切，无论身处何地，借助何种媒介，只要能进入“毕生所学，只为当下”的境界，便足以感到满足。可以尝试创作小说，编排舞台剧，亦或探索新颖的传播途径，制作短剧，发布抖音视频，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尝试开发一些互动性的小项目。要是有天做不了了，那就不做了。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颇具趣味的故事：殷洪乔某日自南京赴南昌任职，众多亲友便纷纷请他充当义务信使，争相倾诉衷肠，最终收集了满满一袋书信。然而，当他离开城池时，却将这些信件尽数投入河中。他言道：“沉者随波沉没，浮者任其飘荡。”在我看来，无论是从事写作、戏剧创作还是新媒体工作，这种“表达”性质的职业，都蕴含着同样的道理。个人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内心倾诉的渴望，精湛的技艺，以及读者或观众关注的瞬间涌现与消逝，这些都是值得反复品味琢磨的细节，然而实际上它们并无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