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外国人渗入我国历史，雍正穿洋服画洋像引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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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间流传着五千年的历史：这些故事源自四面八方，内容丰富，涵盖了从古至今的奇异传说、趣味横生的话题以及丰富的文化内容。

    在我国民众的观念里，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我国才开始真正地敞开心扉，积极接纳世界；与此同时，西方的政治观念、艺术见解以及科技进展等，也自那时起逐渐在我国社会内部广泛传播。

    实际上，这种状况主要存在于民间，然而回顾古代宫廷，外国人士早已融入我国的历史进程，尤其在明末清初时期，已有外籍人士担任了一品高官的职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我国华人在西方社会担任州长、部长或议员的角色（这一现象也是近几年才逐渐显现的）。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穿洋服、画洋像”画面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出现了一段雍正身着洋服、画像洋风的短暂画面，当时便有人好奇地询问我：“清朝时期，西洋油画尚未传入我国，雍正皇帝为何会同意外国人给自己绘制油画呢？”我解释道：“这并非仅仅是画油画那么简单，皇帝的每一项行为都与其政治身份紧密相连！”

    尽管如此，回顾当下，我国艺术家们对于雍正的这一举措纷纷表示赞赏，而且，当他们了解到其中的历史波折之后，不仅感到深深的感慨，同时也充满了自豪之情。

    谈及“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从汉朝至唐朝、从明末至鸦片战争爆发、以及“洋务运动”结束之后。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当时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那些“老外”实际上并未完全融入，我们甚至可以称他们为“半个中国人”都不为过。自从明末传教士踏入我国，那些传说中的蓝眼睛红胡子的外国人便不再是人们心中的奇谈怪论。雍正皇帝绘制一幅西洋画作，又何来稀奇之处？

    这就是电视剧中所画的雍正像原图

    汉唐时期坎坷的“老外创业史”

    若将汉代的匈奴视为“异国”居民，那么当时他们在汉朝做官的现象可谓是相当普遍；按照现今的版图观念，我们暂且不将这些匈奴人视为“外国人”，这样一来，汉代在中国境内生活的“蓝眼红须”的外国人便仅限于甘肃骊靬县那一带的“外籍人士”了。然而，这些外籍人士仅仅是居住在我国的土地上，并未参与过任何历史事件，对于这些，我们只需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背景即可。

    成龙执导的电影《天将雄师》讲述了发生在汉朝西域的罗马人故事，影片的地点设定在汉朝河西走廊的骊靬县。这个地名来源于《史记》中的“黎轩”，书中提到“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然而，《史记》对于“黎轩”具体所指并未给出详细说明。《汉书》中有所提及，公元前112年，安息国的使者来到长安，他们献上了大鸟的蛋以及擅长变幻技巧的黎轩艺人给汉朝。其中所谓的“擅长变幻技巧的艺人”，实际上是指来自黎轩的杂耍表演者。

    骊靬县乃汉武帝所创设，据此推测，那些杂耍艺人很可能最终定居于此。因为现今的甘肃张掖地区确实存有西方人的后代，他们在此已居住了将近两千年。

    《天将雄师》并非一部历史作品，尽管如此，它所展现的西方历史背景却是确凿无疑的。

    在汉朝，关于外国人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然而到了唐朝，众多外国人士开始在唐朝军队中担任要职，当时广州、泉州等城市更是聚集了众多阿拉伯居民。

    唐朝时期，诸如哥舒翰和阿史那社尔等著名将领均为突厥族裔，其地相当于现今外蒙古地区；契苾何力则是铁勒族的后代，居住在今日贝加尔湖以南的广大区域；高仙芝则是来自高丽，即现在的朝鲜；而黑齿常之则是百济，即韩国的族人。这些人物及其相关历史，在《唐书》新旧两部史书中均有详尽的记载，标志着“外国人”开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

    唐代宫廷中的多国面孔

    唐朝作为尊称的“天朝上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着紧密的交流，而这些外国友人的面容与我们颇为相似，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甚至可以被视为我们的“半个同胞”。

   

    此外，在唐代宫廷内部，实际上居住着不少源自中东地区（例如阿拉伯）的人物。他们所担任的官职大多具有象征意义，且不具备实际权力。鉴于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并不显著，因此在正史中的记载相对较少。然而，在众多地方志中，关于他们的记录却并不罕见。

    唐朝军队的“高海拔记录”就是由这位“老外”创下的

    此外，在唐代的史籍记载中，尚有许多外籍人士被赐予了中文名字。例如，在开元年间，有一位名叫李承恩的游击将军，他的真实身份却是来自天竺国的王子。此类人物众多，此处不便详述。实际上，诸如哥舒翰、高仙芝等外籍人士，由于他们既无派系背景，在唐朝时期，他们既得到了重用，同时也遭受了排斥。尽管他们在我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他们最终因官宦的排挤而遭遇的悲剧命运，实在令人感慨良多！

    明末之后西方文化带来的“首波冲击”

    汤若望，这位德国传教士，在明清两代间跨越成为我国“两朝元老”，实为罕见之举。在我国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与科技领域，他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他，将西方历法与农历相结合，使得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农历得以修正。同时，明清时期的火炮之所以能成功实现“中西结合”，也得益于他的科技知识。

    明末年间，汤若望因徐光启的举荐而深受明朝重用，即便在他离世后，康熙帝还追赠他一品光禄大夫的殊荣，这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堪称外籍官员中的巅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追赠”，是因为汤若望曾将西方文化引入我国，引发了清初朝野的巨大震动，他自己也曾在历法之争和传教运动中险些丧命。

    表面是传教士，其实是明清两朝的大官

    在康熙三年（1664年），汤若望与众多钦天监官员因涉嫌“暗中策划叛乱、散布邪说、历法错误”而遭受极刑，面临被凌迟和立即斩首的命运。幸因地震发生而获得赦免，否则汤若望可能成为首位被处决的“外籍高级官员”。康熙九年之际，汤若望所引领的“时宪历”，即现代及当代通用的农历，成功击败了传统历法，新科技也超越了旧科技，这一事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天文历法及自然科技的冲击之外，康熙年间，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方画家亦逐渐进入我国民众的视线。康熙帝对宗教事物并无偏好，但对艺术家却抱有极大的敬意。然而，这种尊重仅限于表面，因为西方绘画中的透视观念彻底改变了康熙帝对绘画艺术的看法。

    在康熙的见解中，绘画需遵循“山峦高耸至丈，树木繁茂至尺，马匹细致至寸，人物精致至十分之一寸”的准则（此为宋代画家郭熙所确立的标准），若画面中存在平行线条，它们应当保持平行延伸，又怎能出现倾斜之状呢？

    郎世宁的这种有明暗画法的方式差点被康熙毙掉了

    由于存在这种认识上的误差，郎世宁曾向康熙帝建议创建一所采用西方绘画理念的教育机构，然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康熙帝的拒绝。实际上，康熙帝对油画并无好感，他觉得画中的立体阴影显得污秽不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整幅画作的颜色会逐渐变暗，这一状况迫使郎世宁不得不在绢布上学习绘制他的西洋画，否则他在清朝朝廷中恐怕难以立足。

    雍正帝画西洋油画背后的政治寓意

    雍正帝登基之后，为了在政治及文化领域彰显与康熙帝不同的宽容态度，对宫中画家与教士均给予了崇高的敬意（即便外界传教士普遍遭遇不幸，包括僧侣）。康熙帝对油画并无好感，雍正帝则采纳了西方绘画中的明暗处理技巧，这才在《雍正王朝》中出现了“身着洋装、描绘西洋人物”的画面。

    康熙帝对透视艺术持否定态度，因此雍正帝便支持郎世宁向他人传授这一技艺，我国首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几何绘画著作《视学》便应运而生，其问世时间比法国数学家蒙日的《画法几何学》还要早出整整70年。

    不认识年希尧，年羹尧总知道吧！

    《视学》一书由年希尧所著，而年羹尧则是他的亲弟弟，同时敦肃皇贵妃也是他的亲妹妹。年希尧身份显赫，他学习郎世宁的几何学，实际上揭示了雍正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全面接纳；在雍正三年发生的年羹尧事件中，雍正对年希尧的处理仅是象征性的短暂罢官，不久后又迅速恢复了他的职务，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当时正忙于扩建圆明园（始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作为年希尧的导师，郎世宁的颜面是不得不顾及的！

   

    圆明园中融入的西方建筑风格，彰显了雍正帝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态度；其中，众多绘画和装饰设计均出自郎世宁之手，诸如十二生肖兽首的雕塑亦由他负责。不仅如此，雍正帝还安排郎世宁与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众多王公贵族保持密切联系，甚至连未来的乾隆帝弘历也成为了郎世宁交往的对象之一。

    这些行为无不凸显了雍正与康熙之间的显著差异，因为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康熙亦然），在绘画中运用几何透视来处理空间显得虚假且缺乏艺术性，而雍正故意采取这种手法，显然是在为其政治改革奠定基础。

    雍正在位期间，推翻了老子康熙的不少东西

    郎世宁对我国当代艺术的巨大影响

    今日得以完整保存的郎世宁作品《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是他在绢布上运用中西结合画法创作的珍品。这幅作品，正是当年康熙帝“迫使”他创作出来的，若非如此，他的生计或许难以维持。《十二月令行乐图》共分为十二幅，每一幅都由雍正皇帝亲自配诗，并由郎世宁精心绘制。这幅作品全面展现了当时圆明园的全貌。在这里，我将不遗余力地为大家一一呈现，让大家亲身体验并感受当年圆明园的风采。

    圆明园的名称源于“圆融而神秘，君子之适中；光明而普照，智者之深邃”，这曾是雍正被封为皇子时的赐语。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圆明园经过重建焕然一新，雍正帝便开始在彼处处理政务。而那12幅描绘行乐的图画，生动地展现了十二个月份各异的节令和风俗。

    在唐代，那些被称为“老外”的外国人主要担任的是守卫边疆的职务，他们在朝廷中并没有真正的地位；然而，自从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的出现后，我国朝廷意识到，让这些外国人在朝廷中从事科技艺术类工作相对较为稳妥，因此，比利时人南怀仁、意大利人郎世宁等人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郎世宁之所以能够在我国艺术领域深深扎根，并对我国绘画艺术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之间在艺术理念上的激烈竞争与相互激励。

    乾隆继位后，鉴于他在登基前便与郎世宁建立了深厚的交情，郎世宁在绘画领域的技艺在乾隆一朝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郎世宁为乾隆绘制的画像

    郎世宁作为我国绘画艺术领域将中西技法融合为一体的先驱，其对当代艺术的启示不言而喻，而这一切的触发点，正是源于《雍正王朝》中那短短数秒的精彩画面。

    若雍正沿袭康熙的既有观念，那么圆明园与现代表绘中的“中西融合”艺术成就，便与郎世宁无关；纵使未来可能还有他人从事此类创作，但一旦历史轨迹发生改变，又有谁能预知未来的发展路径呢？

    总体而言，“洋侨”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直到明朝才迎来真正的转机，其中汤若望官至巅峰，郎世宁影响深远。若将高仙芝等人视作“老外”，他们更是我国历史中值得骄傲并深刻铭记的典范。反观国人及海外华人，在国外却难以留下如此辉煌的历史篇章，即便有所记录，也往往难以传承给后世以供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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